宋向光：“孤木”与“丛林”——从博物馆是什么说起
从博物馆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理解“博物馆”的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按照字典或词典的解释，基于“博物馆”的词性，从语词的角度，即在日常语言交流的情景中来理解；第二，用于解释博物馆的目的和功能，即基于博物馆工作者的角度，对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与机构，以及所从事职业活动内容来进行理解；第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结合博物馆学的研究目的，思考博物馆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概念和意义。
那么，回答“博物馆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则从博物馆及博物馆学发展的历程、经历的转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回答。
要回答“博物馆是什么”，一个重要的认识来源，即博物馆的定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博物馆定义经历了四次主要调整：
1956
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标本的收藏所；
1979
（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
2006
（博物馆）是指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许可取得法人资格，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2015
（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
国际上，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博物馆”定义也前后经历了八次调整，具有代表性的调整包括以下几点：
1946年
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对公众开放的收藏
1951年
博物馆开始被认定为一个泛称为常设性的组织
1961年
强调制度化建设，博物馆是常设性机构，并延用至今
此后，相关的调整主要围绕博物馆业务的内容、对象、以及博物馆职能等方面展开。
综上，博物馆定义的演变，是从收藏机构到组织机构、最终成为一种制度性机构的发展路径。
国际上对博物馆的认识过程，反映出对博物馆领域关注点的变化，即从一种“内向复合结构”到“外向开放结构”的变化。这种“外向开放”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从重点关注藏品、关注收藏、关注博物馆的内在业务，到更多地关注博物馆的目的、社会作用、外部联系和博物馆发展环境。
如今，博物馆的利益相关方比以前更加多样化，社会对于“博物馆”的讨论逐渐从博物馆的内部工作扩展到了外部联系，涉及到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学校、学者等方方面面，而不再局限于它的实体边界。“博物馆学”同样如此。近30年来，除了博物馆从业者和高校博物馆学专业的研究人员，社科院、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文化产业、艺术等方向或领域中都开始涌现出专门的博物馆学研究者。由于博物馆的社会关系和外部联系更加多元，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更趋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业务开始偏向外向型业务，因而导致博物馆逐渐呈现出“服务”的色彩。
长期以来，博物馆的关注点都停留在知识的建构、创造和优化上，如今，这一关注点逐渐偏向开放与服务，更多的关注社会，并为社会的发展服务。因此，博物馆的价值也逐渐从学术研究的科学价值向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转移。这种转向使博物馆更趋向一个“政治化”机构。这里的“政治”并不仅仅是指政府层面，还涉及到权力、权力的安排、社会阶层等内容，对博物馆的包容度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随着外部条件的逐渐成熟，社会对博物馆的认知也呈现出多元的状态。在传统观念中，博物馆是一座建筑、一个收藏机构，这也是一般博物馆学认知中对博物馆的介绍。如今，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博物馆更像是一个结构、一个过程、一个系统、一个媒介、一断记忆、一种权力、一个坟墓等等，这些说法体现出不同的研究者对博物馆的关注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将博物馆视为结构的观点，其实是将博物馆工作中比较常态性、持续性、抽象性的内容提取出来。这里主要是指博物馆的工作结构，例如业务结构，如今更倾向于称之为“制度结构”。
将博物馆视为过程的观点，同样是基于博物馆业务的角度，从时间上先后次序的角度来探讨博物馆怎样做会更合理，遵从某种秩序，是否能够让博物馆的产品更具有博物馆色彩。
将博物馆视为系统的观点，是基于系统论而对博物馆做出的一种全新认识。以往，博物馆被视为一种机械性的链与环的关系，而在系统论视角下，博物馆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系统、子系统、微系统，各个系统有它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不同系统之间还存在相互交流和制约的关系。
将博物馆视为媒介的观点，把信息传播作为教育形式，关注博物馆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以及博物馆藏品、博物馆展陈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特有样态。
将博物馆视为记忆的观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的关注的结果，探讨如何通过博物馆来构建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将博物馆视为一种权力的观点，涉及到博物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属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观点，以消解博物馆以知识对公众的控制作用。
将博物馆视为坟墓的观点，主要是从艺术创作的视角讨论艺术博物馆对艺术家艺术实践的影响。
总而言之，尽管不同类型的研究者对博物馆有着不同的认知焦点，但每一种焦点背后实际上都有一套相应的理论来支撑。
近年来，基于不同研究者自身的学养、学术知识、学术兴趣以及研究惯性，博物馆学研究的重点、任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认识博物馆发展规律到理解博物馆现象。此二者的分界源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文化研究的后现代结构转向等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发展，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研究也发生了一些转变。
二十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基本处于认识发展规律的阶段，而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博物馆现象、博物馆行为、博物馆效果、以及对博物馆客观存在的理解上。
早年对博物馆认识发展规律的研究，研究者们的基本任务是同一的，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孤木”。到了理解博物馆的阶段，博物馆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多彩，这就要求当代的博物馆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或理解需要有一些批判和思考。因此，我们可认为，当前的中国博物馆学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换期，在这个新阶段中，学科研究的重点将更多着力于博物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博物馆学研究的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识规律，第二个阶段是阐释文本，而第三个阶段则是技术引发的新问题。
认识规律阶段，通常指哲理层面的思考。在学界，常有资深学者在讨论博物馆的本质、内容、表象、客观现实、内容形式、物质精神、实物的重要性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基于哲学认识论以及客观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的思路衍生而成。
阐释文本阶段则涉及到语言学转向、解构主义、具象表征、发散性等问题。
如今，数字时代对于博物馆学研究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一些智慧型博物馆中，已经可以向人们即时呈现某种行为或现象现在的状态。在大数据时代，博物馆学研究更多在于一种问题导向，即通过对某一现状的直观了解去预判可能出现或已经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提出解决的方案。在该语境下，研究的重点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应对措施，学科研究将更加倾向于实际应用。
相对于“孤木”，博物馆学的“丛林”是指博物馆研究者形成个性化的话语体系。早年，我国博物馆学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问题导向均源自《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的研究框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的研究者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各自又基于特定的理论来进行分析，问题解决的思路和逻辑也不尽相同，由此，研究体系开始偏离《基础》所框定的范畴，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话语体系。
每个研究者都有其各自研究的重点，这些重点作为博物馆学的构成要素，会涉及到整个博物馆的场域，在这些话题中，有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核心话题和边缘话题，并由此产生了个性化的知识束（“树”）。
① 有利于知识体系的建构
博物馆学研究中，每一个研究体系都有自己的“一棵树”，很多知识树就构成了博物馆学的“丛林”。客观上，这种丛林化现象必然会对博物馆学的核心问题认知以及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建构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分类化”的倾向。在这些分散的研究中，难免会涉及到一些公同的问题，这一部分共性问题成为博物馆学的核心问题。同时，对相似问题的不同认知、不同认识、不同论述、不同学术逻辑的表达，同样有助于博物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丰富博物馆学的知识。
② 有利于博物馆学的学术活跃
创新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和交流地带，因为核心地区往往研究思路和逻辑比较成熟，研究惯性大且不易发生变化。因此，“丛林”使得研究者能够从不同视角来阐释各自对一些新问题的思考，从而促进博物馆学研究方向的发展。
③ 有利于相关学科间的交流
目前，一些“兄弟学科”仍在质疑博物馆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并没有进入到博物馆学的话语体系中。如果博物馆学的用词过于“专业”，自然会将“圈外人士”隔离在外，也容易让人产生质疑——“博物馆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在博物馆学的学科体系中有选择地使用不同学科的语言，并且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一方面可以让更多学科的研究者了解博物馆，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去阐释博物馆，由此，博物馆的影响力就逐步扩大了。
从“孤木”到“丛林”，博物馆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发展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在未来，这一现象会带来四点显著的影响。
① 博物馆学发展更具活力
博物馆学的“丛林化”现象反映了博物馆学发展的活力。正如青年论坛中所表现出来的，来自23所院校的近百名与会同学从五个不同的话题来阐释博物馆，且各自的学科背景也不完全一致，这本身就是博物馆学丛林化的直接体现。
② 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的完善
第二，所有特定的学术领域都要完善相应的知识束（“树”），包括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完善纵向结构是指能够从博物馆现象、博物馆实践提出问题，并能够进行科学的论证，从而促进知识发展和对博物馆的理解。完善横向结构是指要注意术语的使用、概念的建立、以及学术规范的培养等。
③寻求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第三，要提倡对话，寻求博物馆与其他学科的接触地带。在博物馆学的研究中，既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要尊重对方的研究，同时寻求双方的对话与接触的地带。
④ 呼唤“元博物馆学”
最后，在博物馆学丛林中呼唤“元博物馆学”。这是对博物馆学各个学派的知识体系认识论、价值观的“真”的拷问。例如，既然数码相机能够“制造出”非常出色的照片，那么照片和真实的景象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同样，在博物馆学中也需要这样的“拷问”，在“实”的前面添加真实、真正的“真”的含义后，似乎又会带来一点局限性，这也是本文留下的余思。
从“博物馆是什么”即博物馆的定义入手，宋向光教授在发言中梳理了博物馆定义的变化、对博物馆认知的多样化以及博物馆学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丛林”的形成，是我国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博物馆学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直观表现。个性化的思路与逻辑，在碰撞下必然会产生新的火花，也将给博物馆业及博物馆学的发展都带来勃勃生机。正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从“孤木”到“丛林”，让我们一起期待博物馆及博物馆学的明天。
本文整理自宋向光教授在首届博物馆青年学者论坛的演讲
编辑：Doubl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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